（二十大受权发布）党的二十大举行预备会议 习近平主持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可能会面对昔日英国、美国遭遇的特里芬悖论（Triffin Dilemma），即短期国内经济利益与长期国际利益的冲突。

这已经告诉我们互联网金融并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那样子，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信任的问题、诚信的问题。首先，就像我在《金融的逻辑》一书里说的，金融首先是跨期价值交换，今天跟明天，明天跟后天，后天又跟几年以后或者是几十年以后，对于价值，不管是人民币的价值，还是东西的价值进行跨期交换。

既然金融交易是跨期价值交换，如果跨期价值交换所依赖的信任，以及契约的支持架构不存在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去从事跨期价值交换。为什么原来没有金融市场 的时候我们常说养儿防老，靠血缘关系，因为那时我们没有跨期价值交换的支持框架我也希望以后我每一篇文章都能有内容，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差不多正好是两年以前，2014年年初，我在《经济观察报》上登了一个文章《互联网金融到底有多新》。正因为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可以找到千千万万甚至于上亿的金融消费者，金融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都被放大了。

但没有看到对金融从业者、金融服务的提供商这方面全新的要求，没有谈到从事金融交易，提供金融服务的人是坏人还是好人，是骗子还是真正要从事可持续金融业务的。今天，互联网金融仍然很热，但已经没有人再用余额宝的故事给我们讲互联网金融给我们可以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就美国政府而言，规制和监管缺失是其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凸显的软肋。

表面上看，这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而更深刻的原因是高利贷悖逆了经济活动要互惠互利的道德伦理诉求。金融风暴以严酷的现实和巨大的损失告诫人们，即便是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金融活动中，单纯依靠自由市场的自发调节和法律的外在制约，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它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是构建金融活动中合理的、应然的、规范的社会关系。金融风暴爆发后，由于出口压缩，市场缩小，资金回笼困难，资金市场频频告急。

如果你想再从这个CDO产品中取出低层级(junior tranches)与其他50个同类的CDO共同组成一个CDO平方(CDO Square)，就要阅读超过75万页的材料——这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以往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诫人们，国际游资等投机性资本对金融伦理关系的冲击，是金融发展中值得关注的新问题。

但当经济下滑、通胀加大时，美国政府的金融政策突然转向，连续加息，打压房市泡沫，人们开始争相抛售房产，房价迅速下挫，美国消费者的还贷压力陡增。[3]172事实上，规制和监管缺失，是美国成为金融风暴之源的原因之一。前面的分析显示，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金融规制缺失的问题，其背后凸显的还有金融伦理缺失问题。在信用卡创新和推销中，美国的金融机构及代理人亦是如此，他们明知一部分人存在信用缺失和违约可能，但为了提高个人收益，仍自欺欺人地帮助其获得贷款，进行负债消费。

危机中伦理信用的缺失，表现为金融主体在金融市场功利主义的鼓噪下，削弱甚至斩断了次贷等金融创新产品的伦理信用基础，给缺乏信用记录和没有固定收入的人提供大量贷款，等于抽去了金融大厦的信用主梁。事实上，当规模巨大的结构化产品在市场交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产品到底是什么，这是很荒谬的……金融创新实质上是金融活动的主导者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异化了金融客体，使更多的行业、更多的人盲目地参与进来，这无形中扩大了与金融活动相伴而行的金融伦理关系。特别是江浙一带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民营企业较多，金融危机对出口行业的打击凸显，其资金链更加紧张，迫使一些中小企业举借高利贷维持周转，推动高利贷遍地开花，出现全民放贷现象，其中也不排除部分民间融资借助银行融资进行套利，大大增加了金融风险。(二)金融风暴下金融道德风险的新特点 1.金融道德风险的行为主体具有广泛性 20世纪末，一些学者和金融家开始从金融危机和金融违规案例中关注金融道德风险问题，但以往对金融道德风险的行为定位通常是个别行为。

在经济平稳的条件下，房市价格居高，虚拟经济不断膨胀，金融市场信贷压力小，信贷违约率低，金融活动主体的信用被夸大，风险被低估或刻意掩盖，而充足的流动性资本也为金融活动主体间的交易和融通提供了便利的环境。能力主要指一个人广泛运用其才能对资金善为使用的能力，这方面主要从他的年龄、商业经验、教育程度、共同意识和机智程度来考查。

它也是现代金融动荡的主要原因，1992年的英镑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股市近年来的非正常高走，背后都有国际游资的影子。2007年爆发的金融风暴，表面上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次贷危机和过度负债消费的恶果，但透过这些经济因素还可看到，金融道德风险的累积亦是这次金融风暴的重要推手。

[5]2007年的金融风暴，使原本复杂的金融伦理关系愈加脆弱。尽管对以逐利为直接目的的国际游资而言，谈金融伦理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以金融伦理的视野审视和抨击其行为方式，剥去其所谓的技术性伪装和掩饰，是维护健康的金融伦理关系所需要的。否则，当一个行业充斥着没有责任和道义感的人群，这个行业所潜伏的各种危机将防不胜防。反过来，这次金融风暴也使金融道德风险打上新的烙印。今天花明天的钱，这就是美国式的幸福生活，在这种舆论的长期诱导下，美国等国家的贷款文化盛行，过度消费或借贷消费成为现代人的时尚标签但为了追逐个人的高收益和金融机构的高利润，他们却无视甚至误导人们的金融行为，把次贷风险抹煞于歌舞升平的产品推介中，放任或引导人们走向次贷陷阱。

由于江浙一带金融活动的众多当事人不约而同地采取这种恶劣手段逃避债款，所牵涉的资金之巨、覆盖面之大、涉及人之多，前所未有，使我国原本艰难运行的民间融资显得千疮百孔。这场金融风暴爆发后，国际游资在全球四处寻觅，伺机而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目前活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游资资金达72000亿美元以上。

以往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诫人们，国际游资等投机性资本对金融伦理关系的冲击，是金融发展中值得关注的新问题。因此，当美国次贷危机拉开序幕，全球金融风暴旋即爆发。

金融主体之间的关系既应该是一种法律约束的契约关系，同时还应该是一种具有道德约束的伦理关系，即在金融活动与金融交易中，各自遵守有关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形成平等、诚信的金融伦理关系，维护金融活动健康、有序的开展。在国际游资金融冲击下，金融伦理关系是脆弱的。

金融活动说到底是社会活动的一种，它要求其中的每一个成员履行社会成员的基本责任，履行职业规范，恪守职业道德，反对为了自我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次贷泛滥看似金融操作的失误，内在则与金融道德风险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2007年爆发的金融风暴，表面上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次贷危机和过度负债消费的恶果，但透过这些经济因素还可看到，金融道德风险的累积亦是这次金融风暴的重要推手。这场金融风暴再次以事实证明，金融活动既可以内生出道德也可以内生出不道德，金融活动并非以往经济学所认知的是纯粹的技术活动，它必然涉及价值判断。

[6]说明民间融资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非常活跃的一支金融力量，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以高利贷形式存在着。在经济平稳的条件下，房市价格居高，虚拟经济不断膨胀，金融市场信贷压力小，信贷违约率低，金融活动主体的信用被夸大，风险被低估或刻意掩盖，而充足的流动性资本也为金融活动主体间的交易和融通提供了便利的环境。

美国消费者人均拥有6张信用卡，每个家庭平均负债逾1.2万美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信贷市场。而资本则是衡量借贷人所拥有资金的价值、性质与大小，尤其是注重自身价值的稳定与变现能力。

这种不负责任的金融衍生品使金融伦理关系的主体之间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表面上看，这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而更深刻的原因是高利贷悖逆了经济活动要互惠互利的道德伦理诉求。

金融机构缺乏社会责任、金融市场缺失伦理制约，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最后，整个金融体系融通阻滞加剧和流通性锐减，缺乏信贷的金融市场无以为继，一些债务缠身的金融机构因无法融通而纷纷破产、倒闭，金融风暴全面爆发。这场金融风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端，继而引发货币危机、债务危机、信用危机……涉及广泛而复杂的金融伦理关系，使之呈现出混乱和分崩离析的状态。2007年的金融风暴，打破了金融道德风险通常是分散的、个别的行为的传统思维。

所谓政府规制，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限制、监督、调控的功能。在此次金融风暴中，高盛公司的损失远比其他投行要小。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巨额利润提成，这些钱依照当时的金融规范是合法赚取的，但在道德良心的天平上，他们倾倒在昧心钱一边。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为何向信用程度较差的借款人大量提供贷款，美国的投资银行明知次贷的信誉较差，还要帮助房利美和房地美等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对次贷进行证券化处理，以及对MBS债券进行不适当的信用评级和信用增级。

它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是构建金融活动中合理的、应然的、规范的社会关系。前面的分析显示，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金融规制缺失的问题，其背后凸显的还有金融伦理缺失问题。